Bianxu's Blog - Connecting the dots

从去年到现在的照片，一直没有整理，今天终于贴出来了。

欢迎点击页面右侧列表的链接：

南美洲南部的一座破败的寺庙，到处蛛网密布，院墙几乎坍塌。我走进去的时候，看到仅存的一个僧人，是位90多岁的老奶奶，穿着喇嘛的服饰，安静地坐着。

我抓起桌上的干粮，大嚼起来。“有没有酒？”她示意旁边一个没有盖的粗口瓶儿，说那个可能是。我抄起来喝了一小口，刺鼻的酒精味道。“怎么样，是酒吧？”“是的，应该是好久没有盖，水分挥发了，所以酒精浓度很高。”

“这里好像就剩你一个人了，怎么打算？”

“回家。虽然家里已经没别人了。”

“家在哪里？怎么回去？”

“罗马。走回去。”

“……为什么不飞回去？”

“我习惯步行。”

我迅速地从手边字典、书堆里翻出世界地图，疯狂地想查看南美和欧洲大陆是否有连接点，却怎么也看不出来。慌乱中，发现一个地球仪，欣喜地在上面看到了两个大陆间一大片的连接开阔地。

 

于是，我们出发了，走回意大利。

 

翻过一座大山，梦醒了。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

【原刊期号】197903

【原刊页号】63—69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复印期号】197906

【作 者】张志

 

  慧深和扶桑问题，从一七六一年法国汉学家德歧尼（de Guigne）提出后， 至今已经讨论了二百多年。在我国，解放前早就有人讨论过；解放后，六十年代初又曾经讨论过。有人说，“慧深是中国人，没有问题”，扶桑即墨西哥①。有人对慧深本人及其国籍等，都有怀疑②。有人说，慧深不是中国人，扶桑不是墨西哥③。除大分歧外，还有许多小分歧，总之，问题一直没有结论。

  但是，问题还不断被重新提出。例如，一九七八年我国出版的《墨西哥简史》，在《墨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一章中就提到：“墨西哥与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早在两百多年前，西欧的汉学家就认为远在公元五世纪时已有中国僧人到过墨西哥。此后讨论这个问题的著作不下三十多种。这种讨论引起人们研究中国与拉丁美洲人民友好往来历史的兴趣。”

  最近看到亨利耶特·莫茨写的《淡墨》④修订第二版（第一版一九五三年出版）。这本书专门谈中国人在哥伦布之前去过美洲的问题。作者主张，慧深（国籍不明）从中国去过墨西哥，又回到中国。除文物、传说外，他的文献根据主要是《梁书：东夷传》、《梁四公记》和《山海经》。作者不懂汉文，杂糅正史野史，很多地方照《山海经》、《梁四公记》等穿凿附会，难以置信，因此全书总起来看无大价值。但他多年来在美洲搜集到一些材料，不无参考价值。下面结合莫茨的看法和过去国内同志提出的意见，简单地谈几个问题。

  　　　　一、关于扶桑木

  《梁书》“诸夷列传”中说：“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有桑梨，经年不坏。”⑤扶桑木是什么？从老汉学家如威宁等人就说是墨西哥产的龙舌兰，直到一九七三年我国出的关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书仍沿用此说。

  莫茨认为，扶桑木是指玉米。他说：“除了玉米以外，在美洲大陆上很难有长得这样多而又酷似细高的竹子的另外一种植物。”又说：“在《自然史博物馆一九五○年度报告》中有一张从图拉罗萨洞穴掘出的五个玉米棒子的照片，这些棒子大约三英寸长，后面很粗，越往前越细，是圆锥形，而不是圆筒形的。这些棒子的大小和形状都象梨。”在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年期间，他在亚利桑那、墨西哥、玻利维亚和秘鲁买到了红色的形状象梨的约三英寸的干玉米。他说，“这种玉米与慧深所描述的大小、形状和颜色完全一样。”（书中附有该种玉米的照片）他曾向四位杰出的科学家提出这样一个假设的问题：从公元元年到六○○年期间的玉米有没有红色的。两位肯定说有，说红玉米早在公元后初期就有；一位肯定说没有；第四位说，早在西班牙征服以前就有过，但他不知道能上溯到什么时候。在一种最古老的墨西哥仪式中要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玉米——其中有红色的⑥。莫茨引用摩尔利（Morley）博士的话：“如果我们记住，甚至现在，在普通玛雅人食物中四分之三到六分之五是把玉米作成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他们的文化直接以玉米种植这种农业为基础，是直接从它发展起来的，那末我们就懂得了玛雅文化的基本事实。”莫茨说：“慧深煞费苦心地描述了一种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植物——而在他的描述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点不与玉米吻合，或者说没有任何一点与其他的植物吻合。”⑦

  我国有的同志为了否定慧深到过墨西哥而指出：“特别是玉米种植，是西半球经济生活的基础。……任何最初从旧大陆到西半球的人不发现美洲土著生活方式的这一特异之点，是很难想像的。而在《梁书》慧深叙述的扶桑国的自然界中，却找不出任何一点有关西半球物质文化的这类特征的描述和暗示。”莫茨从一九四九年起就搜集玉米。看来他未必是受到别人影响或启发才这样说的。如果接受“扶桑木即玉米”说，则恰好证明慧深到了墨西哥，回中国后首先突出地强调了墨西哥最重要、最陌生、给他印象最深的植物——玉米，并用这个“特异之点”给这个国家命名。本该叫“玉米国”，慧深借用了传统的神木之名“扶桑”。只要肯定扶桑木是玉米，扶桑就只能是墨西哥。玉米起源于墨西哥。

  　　　　二、关于“对卢”

  《梁书》引慧深的话说：扶桑国“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⑧国内有人认为：“在扶桑的官职中还有‘对卢’这样的高丽官制名，这就露出了一个很大的马脚，这说明编造扶桑国游记的人可能了解高丽的某些情况，或者到过这一带地方。”

  莫茨认为，“对卢”是古代玛雅语“首领”（Tutu-liu）的音译。他说，《奇兰巴拉姆书》有五册保存了下来，是记录玛雅史上重大事件的最有价值的史书。早期西班牙或葡萄牙传教士在对这些书进行音译拼写时，发现不得不加上两个字母：X或C。在“玛尼（Mani）编年史”和“齐民（Tzimin）手稿”中都在一开始就记载了同一件事：一位首领陪同另一位重要人物Holon Chan Tepeuh带着随行人员从西方来到了尤卡坦。在上述二书中，这位首领的官衔都写作“Tutul Xiu”莫茨说：“在‘玛尼’和‘齐民’二书手稿中说到同一类型的人，即首领时，都写作‘Tutul Xiu’，在汉语相对应的字则作‘对卢’，相去几千英里，相隔几百年，这很难看作是巧合。如果把玛雅人的l从第一个字移到第二个字，再删掉传教士加上去的‘X’，这个字的拼法就是‘Tutu-liu’，这在发音上与汉语的‘对卢’就相去不太远了。玛雅人说他是‘首领’，慧深说他是‘贵人第一者’”⑨。

  根据莫茨提供的材料，能否假设，慧深回到中国后说了（Tutu-liu）的音，而姚察父子借用了现成的“对卢”作为方便的拚音汉字呢？如果“对卢”只是高丽官名而毫无玛雅语的对应，当然是“马脚”；但如果作为Tutu-liu的拼音，则反而可以作为证据。

  　　　　三、关于慧深与凯察尔科阿特尔的关系及其来去方向问题

  莫茨同意老汉学家们的意见：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神凯察尔科阿特尔原是慧深。但他有些自己的议论。莫茨在书中介绍说：凯察尔科阿特尔对阿兹特克人来说是一位外来的神，他有几个不同的名字，在扎波特克人中叫威西波克恰，在玛雅人中叫库库尔堪。这位神在阿兹特克人的神话中是最能造福于人类的。他是生命之神、风神，还代表金星。阿兹特克人传说，这位神来到墨西哥是在西班牙人来之前约八百年。据早期西班牙神父们记载，这位神传授给墨西哥人的知识涉及农业、历法、天算、采矿、冶炼和复杂的神学等。他慈祥，厌恶战争，把偶像崇拜带进了尤卡坦地区。摩尔利在其《古代玛雅》一书中引用西班牙主教狄埃果·德·兰达（一五二四—一五七九）的书说：“印第安人认为，当伊查人占领了奇钦伊查时，有一位叫库库尔堪的伟大的君主统治着。……他们说，他是从西方来的……印第安人说，他为人善良，无妻无子，他回去后在墨西哥被认为是诸神之一，叫凯察尔科阿特尔；在尤卡坦，人们也认为他是神，因为他是一位公正的政治家；……”所有玛雅的传说都说他回到墨西哥去了；所有的墨西哥传说都说，他最后离开墨西哥时答应还要回来。莫茨认为，把西班牙、扎波特克、玛雅、中国和阿兹特克的传说串联起来看，慧深也恰好在这个时期，也很像是心地善良，无妻无子，传播“偶象”，和各种知识、技艺。他认为，在五世纪时，除中国人外（埃及人无此宗教热情），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传授这样广泛的知识。

  莫茨认为这位神（或慧深）是从墨西哥西面（中国）来，又回到西方（中国）去。“玛雅传说是：库库尔堪从东方来，到墨西哥去了。在墨西哥峡谷（墨西哥城附近）的传说是：凯察尔科阿特尔渡海向东去了。在南方，在恰帕斯和瓦合卡则说他航向西方去了。这一切似乎很矛盾。但如果慧深是从西方来到墨西哥峡谷，向东渡海经康佩切海峡到尤卡坦半岛西南角，然后经特旺特佩克地峡回到墨西哥，再离墨西哥的太平洋岸到中国去，那么这些传说就都能串连起来了。”“玛雅人说他离开尤卡坦回到墨西哥去了；因此，墨西哥人从其南部地区说他来自东方，也是对的，因为他是从尤卡坦回来的。”⑩

  我国有人认为，这位神来自所谓东方，只能解释为来自欧洲：“在早期的西班牙人的记载中，有关于这个神来自东方（东西半球的东方）的传说，因而这个神话和欧洲民族的活动可能有一些踪迹可寻，但和亚洲民族却找不到任何联系的踪迹。”这段话参照了派克斯《墨西哥史》中的论点：“托尔狄克历史的最有意义的一方面是他们对于一个新神，圭查尔柯脱尔即带羽神蛇的崇拜。究竟圭查尔柯脱尔原来即是神或者是被尊奉为神的人，究竟对于他的崇拜是从纳华族开始还是从玉加丹的玛雅族开始——这个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都无从解答。……他的祭司们反对生人献祭，他们宣扬一种新的克已禁欲的方式，保护并倡导文化。……照后来的传说他皮肤白色，有白色长须，是渡海从东边来到墨西哥的。”(11)但是，派克斯自己在该书脚注中也承认：“白皮肤”和“从东边来”是后来的传说；这个神的性格和行为（包括和平善良和传播各种知识）不像维金人（北欧海盗），而别的欧洲人当时又不能去墨西哥。这实际上就否定了这位具有特点的外来的神（或人）是从欧洲去的，因而也就不能否定他可能是从亚洲去的。”(12)

  除以上三个问题外，莫茨在《淡墨》中还举了一些涉及中国与墨西哥历史联系的事例和看法，可供参考。

  莫茨指出：不同地区的印第安人都说他们的历法和天文知识是得自凯察尔科阿脱尔。在时间的标记上，中国人用十二生肖，玛雅人也用一些动物名，如蛇、鹿、兔、狗、猴、虎等。“在一个像墨西哥这样人人爱花的国家里，竟没有用过花的名字，这难道不奇怪吗？墨西哥人本来可以从他们自己的世界中选择，但是大部份名字却与另一种文化配得上，而且根本不提自己特有的东西，例如火鸡。”(13)与莫茨的这种看法相印证的，有我国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登载的一则新华社讯：“最近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美洲研究工作者大会上，墨西哥国立大学基奇霍夫教授说：当地居民在欧洲人入侵前使用的所谓的阿兹特克历法，是中国人发明的，它的分类和用牲畜作表征，它的周期性的循环以及其他一些突出的特点，当初都是从中国来的。”

  莫茨还指出，玛雅人历法中，每年十二月的最后五天是“不幸的”的日子，这五天内人人失望，“他们毁掉自己家神的一切小像，不再信任这些神。五天以后，他们重新点火，树起新家神，让他在新的一年中照顾他们。”中国有“送灶”、“迎灶”的风俗。早在“庄子”，“抢朴子”等书中已提到灶神。“年终时烧掉家神，在两种风俗中竟是共同的，这难道不奇怪吗？我们没有每年要烧掉的家神。而中国人和墨西哥人现在还都有这种风俗。”

  莫茨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到墨西哥的尤卡坦找到了一些地名，其中都包括近似“慧深”、“比丘”或“释迦”（族名）的音(14)，而这几个字与当地的词根和文化都毫无联系。莫茨认为，这与当地以名人作地名的传统有关，而慧深可能是从加利福尼亚或亚利桑那进入墨西哥到尤卡坦的。他甚至主张，玛雅（Maya）源于释迦牟尼的生母摩耶（Maya）（按：梵语应为摩诃摩耶Mahamaya）；危地马拉（Guatemala）源于释迦牟尼的姓乔答摩（Gautama），即“乔答摩之地”。 他说：“‘玛雅’和‘危地马拉’这两个字多年来一直使语言学者困惑不解。迄今还没有为这两个字找到词根或意义。这可能就是解答。”(15)

  莫茨说：西班牙人发现，印第安人自己有一种文字。慧深也说扶桑“有文字”。墨西哥的传说列举了凯察尔科阿特尔传授的多种知识，唯独不提传授文字(16)。“文字是曾使慧深和西班牙人都得到深刻印象的东西。”“在五世纪后期，文字是一个稀罕的东西。公元五○○年时有多少欧洲民族在写字？而慧深在扶桑国发现了文字——玛雅人在公元五○○年以前就已经有了一种文字。”(17)

  一九五三年《美洲文物》杂志载文说：佛教雕刻与尤卡坦的奇钦伊查出土的玛雅雕刻所用的荷花主题非常相似。在墨西哥西那罗亚州有一种古老的舞蹈叫“Chinelos”，意思是“外国舞”。莫茨引述别人的话：“‘Chinelos’这个字可能来自‘Chino’‘中国的’、‘外国的’”(18)。

  以上所引《淡墨》一书的看法和材料，固然可作参考，但是，这本书的一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在谈到慧深对美洲的影响时，莫茨说：“他带进去一种新的文化，并且把这种文化一手提高到世界至今还惊叹不已的程度”(19)。美洲文化受到过其他某些地区的影响，是可能的，但美洲文化的创造者只能是美洲人民自己。莫茨断定慧深在美洲由人而神，夸大他的个人作用，贬低美洲人民的作用，这种根本性的问题贯串全书。他根据《山海经》和《梁四公记》等稗官野史所作的考证也是没有说服力的。例如，他根据《梁四公记》中所说：女国“南至火洲之南，炎昆山之上。其土人食蝑蟹髯蛇以辟热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为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为褐。皆焚之不灼，污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极峻造天，四时积雪，……”，认为慧深在美国落杉矶北的怀尼米角登陆后，东行至亚利桑那州，即“女国”所在，其北有冈尼森黑峡谷，南有科利马火山。

  关于“女国”，莫茨除根据《梁四公记》外，还根据《梁书》“诸夷列传第四十八”的记载，认为慧深所述内容包括齐永元元年（四九九年）和梁天监六年（五○七年）事，即把“扶桑……风俗遂改。”和“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其户如窦云。”全都作为慧深的话加引号，把“人身狗头”、“筑土为墙”与“胸前无乳”、“项后生毛”联系起来，并与扶桑国联系起来分析综合，落实到亚利桑那州(20)。他虽然引证了当地的很多风俗和传说，但缺乏说服力。

  《淡墨》的重要文献依据是《梁书》中慧深所述关于扶桑国一段话。莫茨不懂汉文，他根据德歧尼（de Guignes）、克拉普洛特（Klaproth）和威宁（Vining ）等著名的法、德老汉学家的译文和请人新译的译文共八种，综合出一段英译文(21)。短短两页半中有不少问题。例如把“其国有沙门慧深”的“其国”二字漏掉，把“罽宾”说成“喀布尔”等。象“其国”和“罽宾”(22)这一类错误使莫茨很难对慧深的国籍问题展开讨论。

  莫茨主张扶桑国在墨西哥，中心地在尤卡坦。我国则有人认为，扶桑国绝不在墨西哥，甚至根本没有扶桑国。“如果说外国僧人果真到过中国以东的某个扶桑国，那估计这个国家的地理方位大致是在北界不超过库页岛，东界不超过日本，西界不超过贝加尔湖这个地区范围之内。但是，也可能这些外国游僧根本没有到过什么扶桑国，而是根据他们的游历经历编造出来的海外奇谈而已。”

  如果说扶桑国只能在中国东方或北方附近，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说明。例如，既然距中国较近，就必然来往较多，越来越多。但扶桑国除在《梁书》、《南史》中昙花一现外，不象倭国等附近国家那样在我国其他史书中不断出现。扶桑木（不论龙舌兰、玉米或其他）也不象蒲陶、苜蓿、石榴等那样较早地为人所知，传入中国。也许因为扶桑确实距中国太远，大洋阻隔，来往不便，所以《梁书》说“扶桑国，在昔未闻也”和昙花一现一样，都反而是正常的。其次，五世纪时中国东北部附近“有文字”的民族也有待考察（如日本就还只能借用汉字来表义或表音）。再如，《梁书》对东夷诸国按地理顺序向东北方向排：高句骊、百济、新罗、倭国、“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即使里程计算不精确，但扶桑“地在中国之东”却说得很明确，不宜推到在中国之北的贝加尔湖一带。

  如果说扶桑国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海外奇谈”，这当然比较简便。的确，关于女国和罽宾五比丘等很多话象是荒诞无稽的。但是，另外有些话（如关于扶桑木），并无多少耸动听闻、哗众取宠的价值，倒颇象在如实叙述新鲜事物。更不好断定的是在美洲发现的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是否与《梁书》所载完全无关。

  除莫茨所说的之外，据说，一九三○年在加拿大大西洋岸发现刻有篆文的石柱。在巴拿马一个古代纪念碑上刻“萨基摩尔”字样，与释迦牟尼同音。在厄瓜多尔境内掘出王莽时铸的货币，陈列在厄瓜多尔博物院。玻利维亚发掘的古物中有人形石象，刻有类似汉文的文字。秘鲁发现刻有汉文“太岁”的古碑，陈列在秘鲁公园。清朝驻秘鲁参赞谢希传在其所著《墨西哥述略》中说：“黄种悉系土著，形貌绝类蒙古，……其称华人曰：‘拔山拿’译犹同乡也。”一九二三年墨西哥境内有的塔上发现有象形文字雕刻，中国北京政府驻墨西哥代理公使曾认出其中的“日”、“月”、“市”三个字。一奥地利音乐家在秘鲁掘得银笛，其设计和笛孔距离与中国相同。

  否定“扶桑即墨西哥”说的同志认为，在美洲出土的东西可能是西班牙征服后才带去的。倾向于肯定该说的同志则认为，出土文物多是古碑、佛像等，不象十六世纪后商人带去的，而更象在那以前中国僧人传教用的。无论如何，对这些文物的出土地层、可靠程度等需要研究。只要其中一部分查明是西班牙征服之前中国人早已带去的，这些人中就很可能有鉴真那样不避艰险、热心传教的僧人，也就不能排除曾有慧深其人在内。在对美洲发现的有关事物作出完全否定的科学解释之前，似乎不宜轻易断定史书上关于慧深和扶桑的记载是“编造出来的海外奇谈”。

  中国史书所载的外国古代事物，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慎重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随着考古、民俗、语言、文献等方面的新发现，史书所载某些字句也许会另有新义，或得到证实。例如，《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23)……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段文字经过一千多年，到一七八四年（德川时代天明四年）后具有了新的意义。日本筑前国那珂郡志贺岛的一位农民在田间大石下发现了一颗金印，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篆字。对此，“光武赐以印绶”就成了有力的证据。今后，《梁书》中关于扶桑国的记载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印证呢？这有待于中国和各国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朱谦之：《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见《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一九六二年第四期。

  ②汤用彤：《关于慧深》，见《文汇报》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四日。

  ③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见《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一九六二年第四期。

  ④亨利耶特·莫茨：《淡墨，中国人在美洲探险的两份古代记录》。Henriette Mertz:“Pale Ink,Two Ancient Re-Cor ds of Chinese Exploration in Amer ica”，一九七二，The Swallow Press Inc.Chicago.

  ⑤《南史》“夷貊列传下”作“赤梨”。

  ⑥参阅佟屏亚《墨西哥人民对培育玉米的贡献》，《地理知识》，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⑦以上引文见《淡墨》原书第五六——五七页。

  ⑧《南史》“夷貊列传下”作“贵人第一者为对卢”。

  ⑨以上引文见《淡墨》第五三——五五页。

  ⑩以上引文见《淡墨》第四五——五○页。

  (11)派克斯：《墨西哥史》，瞿菊农译，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第十二——十三页。

  (12)一九七五年国外有人比派克斯更进一步，指出在哥伦布之前到过美洲的可能有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爱尔兰人、犹太人、腓尼基人、古罗马人、土耳其人、威尔士人、巴斯克人、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等。

  (13)《淡墨》第六○页。

  (14)如：Wicam、Huetam(o)、Huic hol、Huizon(tla)、Huepac、Quijan(o)、 Quiabicuzas、Huitzo、(Tla)hui、Huila、Hui(tepec)、Huiman(guillo)、(A) huitzo(la)、Huaynam(ota)、Picacho、Pichu(calco)、Picaho、Picchu、Zaca(tecas)、Saca(ton)、Zaca(tlan)、Zaca(tepec)、Saca(bchen)、Zacapa见《淡墨》第七七——七八页。

  (15)见《淡墨》第八十页。

  (16)见《淡墨》第四九页。

  (17)见《淡墨》第五三页。

  (18)见《淡墨》第七一——七二页。

  (19)见《淡墨》第七三页。

  (20)国内有人认为，《梁书》“在体例上，对其他国家（包括海南诸国和西北诸戎）都是按一般史书撰写体例，直接记述，而独有对扶桑国则采用的间接叔述法，即从头到尾都是引用沙门慧深的谈话，作者自己没有加一句意见”。意在“立此存照”。如照此说，则中华书局校点本《梁书》只让慧深个人对“气香味咸”以前文字的史料价值负责，而由《梁书》作者出面对“天监六年”事直接负责。这样标点似乎表示“天监六年”事不仅在内容上与慧深及女国无关，在体例上也有所不同。但既已断开，不如索性从“天监六年”另起一段。现在中华书局校点本仍使二者混在一段内，慧深所述女国事与天监六年事似断似续，若即若离，颇有折衷调和之嫌，容易引人误解。

  (21)见《淡墨》第十七——十九页。

  (22)“罽宾”在南北朝时指克什米尔，不指喀布尔。  (23)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第八五四页作：“南至邪马壹国”，误。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但是在40岁的时候它却要面临一场劫难。这个时候，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它的羽毛变得又浓又厚，使得翅膀越来越沉重。
　　
　　这个时候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历一次痛苦而漫长的蜕变。在这个充满煎熬的蜕变过程中，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然后，它要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留下斑斑血迹。在新的趾甲长出来后，它还要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五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可以重新开始振翅飞翔，度过后面30年的岁月。

虽然周末的大部分时间在坐车赶路，真正游玩的时间不过半天多，但仍然觉得不虚此行。在马背上看辽阔景色的确很不同，或随着起伏的节奏悠闲欣赏如画的风景，或享受无拘无束、没有拥堵的疾驰，可以忘掉很多顾忌。

 秋天，亮黄色的登场，让绿草、翠松、碧湖更加多彩绚丽，欢迎浏览右侧照片链接“木兰围场”。

周董的导演处女作，于我这种人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关注的事儿。不过前两天偶然看了，却超乎期望，相当喜爱，最近接连推荐给了好几个朋友。不能说是多么了不起的电影，毕竟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起《Legend of 1900》，《触不到的恋人》，《时光倒流七十年》等一堆片子；拍摄风格也脱不开典型俗套；周也继续着基本保持沉默，主要靠发型、眼神和呆头呆脑来演绎的戏路。但清新纯洁的校园氛围，戏剧性的故事构思，已经足以打动我了。还有值得一提的，周既是编剧，又是导演，主演，剧中很多的曲子也都是他自己写的。

 

最近还有感于自己的一些反思，这么说可能有点矫情，但的确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很戏剧性的，一个小事件，就很可能让人生道路完全不同。想起一句“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现在觉得不仅适用于看戏读书，在周围的朋友、生活里，也一样有效。不过要是“在自己的故事里，流别人的泪”，是不是变得很拽了呢？呵呵

 

国贸三期盖得也很戏剧性，跟一座二座颜色不同高度不同，三个连起来，怎么看都觉得猥琐。您瞧，国贸冲着北边竖起了中指。 

本来想在网上找找李安的新片《色，戒》，却无意碰到以钟丽缇出位而著称的01年《色戒》(Samsara)，正好也没看过。镜头很唯美，印度最北部，喜玛拉雅山脚下的藏区，天空，草原，戈壁岩石，雪山，苍鹰，嵌入峭壁的寺庙，这些都让画面里的喇嘛服饰更加鲜艳好看。那个喇嘛真是好艳福……0_0

老喇嘛有句临终嘱托：我会再次轮回，我们会再见面，或者届时，你会告诉我，什么比较重要，满足一千个欲望，还是战胜一个。

 

周六晚上跟着海峰去角楼拍夜景，北京的夜晚还是有很多可以休憩的开阔地的，没有日常的拥挤和人满为患，威严的城墙下，宽广的午门广场，整齐的护城河边，三三两两零零星星的几个人，悠闲得仿佛时间已经停止了，等着人们潇洒得抽根儿烟，坐一会儿，打个盹儿。

照片在右侧链接：皇城根儿、紫禁城。

纳布考夫以为真正文学艺术的描写应与简单直接的描述分得清楚。“低级色情小说中的动作都只限于陈词滥调的交媾；好象是说，作品不应用风格、结构，意象来分散读者的淫情。”性爱是人生的一部分，创造艺术家都不能忘却这个人生重要的因索。莎士比亚作品、甚至圣经中也有性爱的描写。庸俗作品与文学艺术品间的分界线便是：前者是露骨的，千篇—律的，陈词滥调的；后者则是寓含独创的想象力的。

 

亨堡·亨堡对发育没有完全女孩的癖好有特殊的定义：年龄必须在九岁至十二岁之间。亨堡的情欲对象是可望而不可即。他不能占有这样的一个色欲对象，因为时间在飞驰，即使在他占有时期，时间会毫不留情地把女童进化为成年妇女。在这方面看来，很多正在失恋的该者读了《洛丽泰》后应该有相当的满足感：至少，他们所追求者并非四年为限、可望而不可即的对象。

 

时间是生命中一个最大因素，而人一出生，除了谋生填饱胃腹之外，最大的兴趣是情欲，最大的惧怕是死亡。